水浒争鸣的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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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编：张虹 马成生 王益庸主编

图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0

印刷时间：2009-10

开本：32开 页数：933页 印张：30

装订：平装 印数：1千册 ISBN：978-7-5073-2899-8 《京本忠义传》的断代断性与版本研究 李永祜（1）

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之不成立

——就教于石昌渝先生 崔茂新（33）

从元曲语词的使用看《水浒》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周腊生（63）

钱塘施耐庵与兴化施彦端难以“合一” 马成生（75）

“仓颉造字”与罗贯中“隐名石匾”

——罗贯中文物史料的新发现 孟繁仁（105）

罗贯中籍贯太原说之大传 田同旭（117）

《水浒传》版本数字化及应用 周文业（127）

浅谈施耐庵创作《水浒传》与兴化文化 高春丽（169）

《水浒》“杀嫂”故事的溯源与演绎 李青唐（178）

农民革命的同路人，招安路线的拥护者

——杨志及其形象的社会意义 单长江（188）

宋江理想的合理性与虚幻性 王连弟（195）

浅析宋江与李逵的孝道 郑学垠（205）

《水浒传》中王进和《亚瑟王之死》中魔灵叙事作用的比较 石 松（209）

似撼天狮子下云端

——武松形象漫议 朱健文（217）

金圣叹对《水浒传》语言艺术的批评 石 麟（234）

简论作为汉语学习材料的《水浒传》

——以日本为例 林彬晖（247）

金本《水浒》以原作主题的颠覆及其意义 王前程（259）

论《水浒传》开头描写西部英雄的意义 胥惠民（269）

《水浒传》究竟是写英雄豪杰，还是写土匪强盗 吴 越（276）

《水浒传》的悬念设置 刘 哲（316）

浅议《水浒传》中的“劫法场”描写 王建平（322）

父亲缺席与《水浒传》的叙事策略 楚爱华（328）

《水浒传》的“财欲”叙事及其结构形态 李桂奎（341）

《水浒传》的景物描写艺术 宋培宪（358）

《水浒传》中的道术描写及其作用 陈庆纪（369）

“特犯不犯”

——《水浒传》叙事技巧的现代修辞学解读 张玉英（383）

石碣、太尉及其它

——漫议《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与主旨 孟祥荣（392）

底层叙述在《水浒全传》中的文化抉择 胡继琼（409）

梁山英雄的另一种无奈

——聚义结拜兄弟之儒家兄弟伦理对于梁山英雄塑造的消极影响 颜廷亮（421）

《水浒传》的“三国情结” 邓莹辉（430）

水浒忠义观斟议 田兴国（442）

谈刀论枪话水浒 张子健（463）

《水浒全传》里的茶坊·茶 徐光达（471）

古代通俗小说的命名方式及特点 任永安（485）

刘备与宋江比较论 关四平（495）

方腊宋江异同论 洪淳生（525）

嵇康与卢俊义的梦意象

——金圣叹“梁山伯英雄惊恶梦”解读 王振星（533）

试论《金瓶梅》对颂“情”传统的颠覆 张进德 张 扬（545）

整活水浒资源 发展旅游经济 仓 显（560）

马泊六的典型代表

——浅论《水浒传》中的王婆 关祥可（566）

从《水浒传》看杭州佛教寺院 李艳茹（577）

《水浒传》和杭州的瓜葛 吴 越（587）

施耐庵笔下的杭州 王益庸（612）

虚构的景阳冈英雄真实的打虎过程

——论《水浒传》武松打虎的艺术性 张振萍（624）

杭州孕育了《水浒》 应守岩（638）

20世纪以来《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述略 刘天振（679）

《水浒传》中的不和谐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警示 黄 萍（696）

不要用今天的“英雄观”来否定水浒英雄

——评黄波著《说破英雄惊杀人》 吕洪年（705）

是谁扼杀了水浒英雄

——评《水浒传》（一百回）儒家思想 黄亦冰（712）

是“妖魔鬼怪”还是“人民英雄”

——和《水浒新鉴》作者段德明商榷 陈崇清（726）

张岱的“水浒”观

——兼议明末清初部分封建士子的文化心态 佘德余（732）

浅论余象斗《水浒志传评林》评点的价值 林毓莎（744）

神怪小说《平妖传》对《水浒传》的影响 杨子华（751）

关于《水浒传》误读误解问题的探讨 张同胜（767）

《水浒传》宣扬的梁山好汉之义 董连祥（784）

《水浒传》的农民起义形象与《水浒后传》、《荡寇志》的再评价 宋常立（797）

论《水浒传》与《儒林外史》的胥吏形象 吴莺莺（813）

《金瓶梅》与《水浒》方言的继承关系 杨子华（825）

女娲意向与《水浒》的阳刚之气 郑浩炎（842）

梁山队伍发展的三个阶段 卢 明（847）

水浒英雄的起点与终点 冯汝常（856）

析《水浒传》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何求斌（877）

为南戏《拜月亭》作者考论 崔茂新（891）

讲述实情 史归碑石

——水浒将牌变为麻将牌的故事 古德文（907）

水浒纸牌的产生与演变 曹先锋（913）

兴化：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 莫其康（926）

后记 （933）

我国生药学的研究进展

我国古代在本草学方面有着光辉的成就，到16世纪末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本草学的发展达到极盛时期。以后发展比较缓慢。本世纪初期，开始结合分类学的知识对《本草纲目》等书中的动植物进行学名考订。我国生药学的教学和研究到30年代由赵燏黄(1883～1960)开始。赵氏于1934年与徐伯鋆合编了《现代本草学——生药学》上卷，1937年叶三多编写了《生药学》下册。这两本书是当时介绍近代生药学的中文著作，也是生药学课程的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中医中药政策指引下，中医中药事业得到发展，药学院系的生药学课程得到加强，各省市先后设立了中医学院中药系和中医药研究机构，并在药品检验所内成立中药室，加强了教学、研究和质量检验工作。50余年来，我国中医药科技工作者对中草药开展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资源调查及整理

1949～1979年间，我国的生药学研究比较集中于中草药资源和经验鉴别的调查整理和研究，陆续编写出版了《中药鉴定参考资料》第一集（1958）、《中药材手册》（1959）、《中药志》（1959～1961）、《药材学》（1960）等书籍。其后于1970～1975年间掀起了群众性的中草药运动，各地医药卫生人员上山下乡，调查采集中草药，为农民防治疾病。在此过程中，编写了数以百计的地方性中草药手册；并经整理研究，为农民防治疾病。在此过程中，编写了数以百计的地方性中草药手册；并经整理研究，编写出版了《全国中草药汇编》及彩色图谱（1975～1977）、《中药大辞典》（1977）、《中草药学》中、下、上册（1976、1980、1986）、《中药志》第二版Ⅰ～Ⅵ册（1979、1982、1984、1988、1994、1998）。这一时期调查总结的对象由常用中药扩大到民间药，中草药数量有很大增加，内容也较前丰富。此后又相继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1988、1990、1991）、《中国本草图录》（1988、1990）、《中国民族药志》、《中药资源学》（1993）等。

1982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对全国中药资源进行系统地调查研究，制定发展规划的决定，全国于1983～1987年间组织专业队伍，开展了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94年编写出版了《中国中药资源丛书》，它包括《中国中药资源》、《中国中药资源志要》、《中国中药区划》、《中国常用中药材》、《中国药材地图集》和《中国民间单验方》，是一套系统的中药资源专著，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通过资源普查和专题研究，基本摸清了天然药物的种类、分布和民间应用情况，已知种类12807种，其中植物11146种，动物1581种，矿物80种，植物来源的占87%，药用植物较集中、种类超过100种的科有毛茛科、大戟科、蔷薇科、豆科、伞形科、萝藦科、茜草科、玄参科、菊科、百合科和兰科。在调查研究工作中，各地相继发现了许多丰富的新药源。如新疆的紫草、甘草、贝母、阿魏、蛔蒿，青海的枸杞、党参，西藏的胡黄连、大黄，青海和西藏的东莨菪属植物，云南的砂仁、诃子、马钱子、儿茶、芦荟，广西的安息香，广东和广西的降香、苏木、土沉香、萝芙木、羊角拗，东北地区的缬草、鼠李皮、野生麦角等，其中不少品种过去是依靠进口的。此外，对作为甾体激素类和避孕药物合成原料的薯蓣属植物，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为制药工业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收载药材的数量续有增加。中国药典1953年版收载药材78种，1963年版增至446种，1977年版收载中草药（包括少数民族药）、中草药提取物、植物油脂及一些单味药制剂共882种，1985年版收载713种，1990年版收载784种，1995年版收载920种。1993年起相继出版《中国药典》英文版。

栽培与饲养

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人员对一些重要中药材的栽培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药用植物引种、野生变家栽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全国重要的植物园和药用植物园，已引种药用植物4000余种；目前我国家种的大宗中药材达150余种。已运用杂交、诱变、多倍体、试管受精、原生质融合、花药培养等生物学技术，获得浙贝、元胡、地黄、吴茱萸、薄菏、枸杞、乌头、薏苡仁、百合、猪苓、虫草等高产优质的新品种。许多重要的进口药材也引种载培成功，例如西洋参、白豆蔻、丁香、番红花、胖大海、非洲萝芙木等，不少已经达到了大面积生产的规模。

1993年我国第一座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也在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建成。

一部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主编的有关栽培方面的大型科学著作：《中国药用植物栽培学》，已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1991年)。

一些珍贵的动物性药材，已研究了它们的饲养方法：例如麝、熊、蝎子、蛤蚧、中华鳖等。已成功地进行了饲鹿锯茸、养麝取香、活熊引胆、河蚌育珠等工作。

一些近代的生物技术方法也开始使用，例如人参、西洋参、三七、紫草、延胡索、甘草及山莨菪等的组织培养技术。对一些菌类来源的中药，如冬虫夏草、灵芝及蜜环菌等，研究了它们发酵培养技术并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品生产。

近年来，开展中药材无公害栽培技术的研究，生产绿色中药材已在山楂、金银花等中药材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中药鉴定和质量研究

中药品种繁多，产地广阔。由于历代本草记载、地区用药名称和使用习惯的不同，类同品、代用品和民间用药的不断出现，中药材的同名异物、品种混乱现象普遍存在，直接影响到药材质量。所以对来源复杂的常用中药材进行系统的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是保证和提高药材质量，促进中药标准化，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对多来源药材的比较研究，也可为开发利用新药源提高科学依据。六·五期间（1980～1985年），国家医药管理局将中药材同名异物品种的系统研究列为局级课题，其中贝母、金银花、大黄、石斛类的研究取得可喜成果。在此基础上，增加研究种类，扩展研究深度、广度和提高研究水平，经论证将常用中药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列入七·五（1986～1990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本课题分南、北两个协作组，共研究常用中药材123类（专题）。各类专题统一按共同制定的主要内容和技术方案为目标，运用多学科手段对多来源中药材进行系统研究，即在查阅国内外文献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药源调查，采集原植物标本，作分类学鉴定；收集对口药材和商品，作性状、显微和理化分析；并进行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全面的做出品质评价。经过5年的研究，已经完成，大多数专题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该项研究规模之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及所取得的成果均是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对澄清混乱品种，提高鉴定技术水平，保证药材质量，保证用药安全有效，修订、制定药品标准，开发利用新药源，均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该项成果已以《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专著陆续出版发行。

在七·五攻关课题工作的基础上，经论证将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继续列入八·五（1991～1995）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对另外100种类（专题）常用中药材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已经完成，专著即将出版发行。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课题中药材质量标准的规范化研究（1996～2000年），最终建立80种常用中药材国际参照执行的标准。2000年1月又开始启动后期70种。

提倡生产和使用到地药材是历代中医药学家用以控制药材质量、保证临床疗效的行之有效的方法。199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中药材道地性的系统研究列为重点课题，选择赤芍、金银花等7种公认具有道地性的药材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多指标、客观化的手段，对同一物种道地及非道地产区的药材，在整体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上的识别特征以及药效与质量关系进行研究，揭示生物多样性、药用部位变异性、DNA多态性以及生态环境之间内在联系的自然规律，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物技术综合研究道地药材的道地性，为确定道地药材基地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提供科学依据。该项目将于2002年完成。

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种植资源在优良中药材生产中的调控机理研究列为重点课题。

在国家重点课题进行的同时，各地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对多种中药进行了资源调查、性状鉴定、显微鉴定和理化鉴定等研究（详见徐国钧院士的系列综述-我国近年来生药学研究进展）

中草药活性成分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4年，大约已对200种中草药进行了较详细的化学与药理学方面的研究，并鉴定了600余种药理活性成分。

近年还从常用生药和民间药中分离到多个治疗老年期痴呆、防治心血管疾病、抗肿瘤、抗艾滋病毒、抗肝炎、抗过敏、抗脂质过氧化、降血糖、止血、抗菌、消炎和免疫促进等活性成分。中药活性成分的研究对于阐明中药治病的物质基础、中药的标准化和质量控制以及新药开发均有重大意义。

中药炮制研究

中药炮制的目的是去除或减少药的毒性或副作用，以及增加药物的疗效。大约有70多种中药的炮制技术已经研究，揭示了许多加工炮制的原理。例如，乌头炮制减毒是由于双酯型生物碱水解为相应的单酯型生物碱及胺醇。乌头子根经过加工便是常用中药附子，它的毒性已经大大的降低，而且它所含有对心血管系统起作用的有效成分便能发挥效能。又如许多含有生物碱的中药常常采用醋制的炮制法，是由于碱与酸中和形成了生物碱的盐，其能增加水溶性并增加煎剂的疗效。

目前已对500余种中药的传统炮制方法进行了整理和总结，编写出版了：《中药炮制经验集成》和《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等专著。

近年来，采用化学、药理学等方法，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中药炮制的原理，对比中药炮制前后药效成分和药理作用的改变，不但对改革炮制工艺、制定中药炮制品的质量标准有意义，而且将通过此种研究，逐步建立起临床炮制学、炮制工艺学、炮制化学、炮制药理学等中药炮制学的新型分支学科，促进中药炮制学的发展与提高。

现代生物技术在生药研究中的应用

DNA分子标记技术用于中药质量研究只是近四、五年的事。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邵鹏柱实验室首次报告利用AP-PCR技术对人参及西洋参的鉴定，次年他们又报道利用RAPD技术对人参及伪品的鉴定。随后中国香港、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员相继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DNA分子标记技术在植物进化、分类、鉴定中的应用，研究的品种有：4种甘草（RAPD）、铁线莲属7种植物（RAPD）、木蓝属8种植物（RAPD）、*羊藿属8种植物（RAPD及PCR-RFLP）、黄芪属14种植物（PCR-RFLP）、人参属12种植物（PCR-RFLP、测序）、橘属9种植物（测序、探针）。二是DNA分子标记技术在在中药材鉴别中的应用，研究的品种有：人参、西洋参及伪品（RAPD、测序、探针）、地胆草及混淆品（RAPD）、蛇类（RAPD）、海马类（测序）、龟板、鳖甲（测序）、甘草（RAPD）、鸡内金类（测序）、紫河车（测序）、鹿鞭及伪品（测序）、贝母类（测序、PCR-RFLP、探针）。三是DNA分子标记技术在研究种内变异中的应用，研究的品种有：冬虫夏草（RAPD）、苍术、白术（RAPD）、当归（测序）等。

新药开发

近年来，大约有200多种新药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药开发而来。其中有近半数是单个中药或从其有效成分，有效成分的衍生物或中药的有效成分部位，或甚至中药的全提取物；另有超过半数是从中药复方中开发出的新药。

海洋药物研究

海洋是生命的发源地，物种复杂多样，约有50万种动物，13000多种植物，约占地球资源的80%，是有待开发的宝藏。例如从10种珊瑚中发现43种新化合物，10种海绵中发现39种新化合物。海洋生物所含的化学成分结构新颖、复杂，常具有较强的特殊生物活性，是人类未来开发新药的原料基地。

此外，对民族药研究开发利用，也取得不少成绩。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已悠久的历史，对人类的医药事业都作出了自已的特殊贡献（详见教科书第十一章）。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10余年来，我国生药科学的发展较快，成绩是显著的。但是，中药的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领域广泛，涉及学科多，难度大，周期长，需要多部门、多行业、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互相配合，分工协作，共同努力。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在突出与发扬中医药传统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对中药进行系统化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开发更多的中药合法进入欧美国际市场，为人类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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